1941年初，日寇对赞皇抗日根据地的突袭活动更加频繁，并且从一般性的扰乱破坏，变为有重点地突击我民兵基础较好的基点村。3月，日寇开始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，驻赞皇之敌酋大岛司令扩大伪军、鼓纵土匪、发展密探，以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多种手段，向抗日力量发起猛烈进攻，全县形势很快陷入持续剧烈的动荡之中，成为平汉线上斗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

      对敌占区（敌称为治安区），日伪建立清乡保甲制度和良民证制度。利用“囚笼”封锁交通、分割地域，经常突袭包围敌后村庄进行清乡，胁迫抗属自首，捕捉区村干部和党员群众，很多被捕人员被残忍杀害于县城坛山岗。特别是强迫群众拍照办理良民证，实行十家或五家联保连坐，“一家有八路，十家受牵连”，对敌占区人民进行严密控制和威胁恐吓。

当时的民兵干部王振海在开展工作时遇敌清乡，他机智地应敌人要求办理了一张“良民证”，成为出入敌占区的通行证，这张照片就是日寇为他拍摄的“良民证”照片。

      对边沿区（敌称为待治安区），组织经常性武装突击，疯狂烧杀抢掠，并借此推行“接头政策”，威胁各村建立公开或秘密的维持会。仅在3月份，敌精心策划的军事突击较大者就有6次（100人以上），较小者15次（50至60人），或奔袭包围，或伪装伏击，重点突击各集镇和民兵基点，导致我伤亡10人、被捕18人、投敌逃跑或消极回家11人。赞皇成为太行一分区境内日寇突击的中心点，造成极大恐怖气氛，以至全县172村中，被迫接头维持者多达128村，根据地内也出现不少秘密维持会，形成敌进我退严重局面之顶点。

1941年3月22日，在日寇伪装突击中牺牲的陈宗平烈士遗像。

1941年赞皇汉奸政权知事汤玉瑞发布的《接头文告》，威胁许亭村群众与日寇“接头”，成立维持会。

      对根据地（敌称为匪区），则渗透大量汉奸密探，集中数县兵力进行“联合讨伐”，以远程奔袭、速战速决的方式进行残酷扫荡。1941年3月上旬，敌集结赞皇、元氏、高邑三县兵力300余人，轻装奔袭赞皇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带王家庄和东沟村，企图在东沟地区采样检验铜矿石，进而建立据点，开采铜矿。赞皇独立营和广大民兵在梅花岭区域将敌团团包围，以麻雀战不断袭扰打击，相持一夜后，日寇败退。4月12日，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率部进驻中马峪村。4月14日，31团和赞皇独立营攻克县城附近的曲江、竹山据点。敌于4月17日进行报复，集结1000余人分两路合击31团驻地花园村。秦基伟司令员亲自组织部队跳出包围圈，在花园村至石路村一带山地与敌激战，敌死伤百余人，竟两次施放毒气，战至4月18日，31团袭入石路村，敌仓皇撤退。5月下旬，敌再次集结1000余人，突然扫荡赞皇北部许亭村，31团李良贤营长率部占领制高点骚古垴，掩护群众脱险，敌集中力量发起多次集团冲锋，均被击退，被迫回撤元氏城。

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

      为扭转形势，稳定局面，5月中旬，太行一地委在黄北坪召开会议，确定了党政军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致开展广泛的、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；争取在有利的条件下集中兵力打一些胜仗，以鼓舞军民士气。在太行一分区、一地委的直接领导下，赞皇开展了反接头运动。军事上，从4月初到6月底的3个月内，赞皇独立营、民兵和各种武装相配合，对敌作发动游击战103次，做到了对敌人每出必打，顶住了敌人的突击压力；同时，坚持开展连续不断的交通斗争，经常性破击敌交通网和封锁线，迟滞敌大规模扫荡,5月26日按照分区部署开展总破袭行动，予敌“囚笼”重大打击。政治上，组织“武装宣传队”深入敌后，宣传抗日政策，打击伪军汉奸，提振敌占区人心；在条件成熟后，组织地方武装骨干160余人，于6月26日采取统一行动，将全县各村接头分子一网打尽，共计抓获案犯124名，摧毁接头伪村政权44个，使敌我局面恢复到3月份之前。为巩固胜利成果，免除群众恐惧，随后在全县实行大戒严，并开展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，加强抗日村政权和群团组织，整顿恢复干部，开展民族气节教育，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。

时任赞皇独立营营长的李实（前排左一）与战友们在一起。

      到1941年下半年，敌我攻守之势逆转，干部群众重新鼓起了信心和勇气，斗争前线转移到封锁壕的边沿，敌伪阵营慌乱起来。群众笑称：“大岛司令突击三个月，把八路军突到家门口来了！”

（文章作者：张子延）